弗洛伊德传第二章渴望的灵魂3

迈内特教授指派弗洛伊德助理医生负责男病房。刚开始接触病人时，西格蒙德有些三心二意。他倒不是像其他许多医生那样对他们有偏见。他们都是有病在身的人，他的职责就是要学会治疗这些病，无论是脚上发炎还是脑中妄想。但同时，他又对他们所患的病没有特别的兴趣。他到第一个病房转了一圈，想要熟悉一下情况。他发现有些病例并不是那么复杂：那些长期酗酒的病人已经渐渐清醒，只等他们的震颤性狂乱一过去，就可以打发他们回家，等下次发作再收进来。那些意外发生的突发性病例却完全不同，而狂郁症、虐待狂、幻觉症和多得惊人的幻听症等，也都属于另一范畴。有个木匠是从三层楼高的脚手架上倒栽葱摔下来的，他的视觉出了毛病，看什么东西都出现双影，话也讲不清楚，所以很难确定他的思维是否也混乱不清了。

麻痹症也是很棘手的，如面部震颤、各种抽搐和局部瘫痪等，这些症状都反映出大脑或神经受到了损伤，造成损伤的原因是肿瘤、炎症、脓肿、结核性脑膜炎和梅毒。虽然医生对这种病本身还无能为力，而且只能等病人死后做完大脑和脊髓解剖才能有所了解，但他们的治疗还是有可能减轻患者的精神混乱症状的：有许多这样的病人本来是万万不应该送到精神病科的，而应该送到休尔兹主任领导的专治神经性疾病的第四科去。但是，由于夜间和星期日在入院处值班的都是些年轻的助理医生（西格蒙德也每周轮到一天），他们往往辨不清这些口齿不清或听觉丧失或行为古怪的病人究竟患的是什么病，所以造成了这种失误。

50岁的特奥多尔?迈内特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要记录三万次大脑解剖检査的结果。西格蒙德每天在病房里转，发现许多病人既患有生理性疾病，又患有精神性疾病，他很奇怪当迈内特解剖大脑裂纹时，怎么能够确定是哪个部位失调造成了这种生理病和精神病集于一身的现象呢？

“这并不太难，”迈内特安慰他说，“就拿中床那个病人来说吧，他现在快死了，等我把他的大脑取出来，一定会找到一个像熟西红柿那么大的瘤子。”

西格蒙德在靠墙角的病床上见到了一位年迈的天主教本笃会修士，他的人院诊断上写着：精神错乱。送进病房以后，他以为自己是在战时的一座碉堡里。他一离开病床，就再也找不到回来的路了，当然也认不出医护人员。当西格蒙德问他感觉如何时，他能够准确地说出自己过去的经历，从上小学、中学一直到在各家寺院当修士，但是，最近八年里发生的事被忘得一干二净了，他老是喝水，每讲一句话就要呷一口水，每隔几分钟就得再给他一瓶水。他说：“我原先待在许特多尔夫，我没法离开那儿，就像离不开这里一样。我在许特多尔夫有过——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上帝啊，我不知道！要是我说知道，我就是最大的骗子。他们在许特多尔夫干了些什么？上帝啊，我不知道！上次得了伤寒痢疾后，我就什么都记不淸了。大概我是在精神病院吧。你在这里干什么？上帝啊，我不知道！我太糊涂了。现在是几月了……”

西格蒙德离开这张床时，心里琢磨着这大概就是老年性昏聩症。下一张病床上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很年轻，诊断是躁狂症。在家时他变得不愿与人交谈，既不愿听家里人说话，又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一到晚上他就把衣服脱光，在院子里赤条条地绕着圈子跑步，回来后就拿刀把裤子、上衣和靴子全都割碎。有关部门已经宣布他不适合服役，但他一心想入伍当兵。对于弗洛伊德医生的提问，他也是有问无答，后来医生总算找到了让他开口的钥匙：

“威廉，你为什么想当兵呢？”

这一问他倒是滔滔不绝地说开了：“我要把衣服拿回来。我是和村长一块儿到维也纳来参军的。村长答应还要和我在这里碰头。我一点儿也不觉得自己有病。我从来没生过病，只是小时候发过烧。我得回家去，田里有那么多活儿要干。如果你们不把衣服还给我，我要用斧子把法院的人都砍了。我被刀子捅过好多次，还挨过好多次枪子儿。你在记些什么？你用不着知道我父亲的名字，他与我无关。他们把我抓起来，说我偷猎。他们用枪敲我的头。法院定我盗窃罪我难受极了，再也不愿同别人讲话。我要当兵。”

下一张床上的病人是一个52岁的单身汉鞋匠。他身材矮小，脸苍白而浮肿，肌肉松弛。

“我不是傻子，用不着把我关进愚人塔。有好几个人在欺负我，我可以给你说出他们的名字。还有一个主日学校的男孩要用棍子打我，还要用刀子捅我。我的兄弟姐妹都折磨我，因为我吃了一只山羊。我知道我应当赎罪。我的哥哥是个没用的人。”

“你知道你是为什么到这里来的吗，弗兰兹？”

“因为在家里大家都捉弄我。每天晚上，我都听见他们在窗户外面骂我。他们冲我嚷嚷说：‘酒鬼，我们要揍死你。’我就只好把自己关在屋里。那个主日学校的男孩把我救出了火坑。五年前我吃了一只山羊，还吃过小孩。我应当坐牢。两年来我天天喝酒。我父亲也是个酒鬼，他是喝酒喝死的。”一个护理员走过来说隔离室有个病人想见医生。那是一个已婚的葡萄园主，前一天晚上在病房一阵大怒。西格蒙德走进那间隔离室，随手关上铁门。据病历记载，这个人患有精神错乱症、震颤性狂躁症、焦虑症、兴奋症、幻视症、幻听症和智力薄弱症。大约在不到一个月之前，他突然发狂跑掉了，回来后又经常一连五个小时跪在地上祷告。他口口声声说他住院是为了治好嗓子里的毛病。

“你的嗓子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一向很健康，只是最近两年来经常咳嗽邻居们把我关了起来，因为他们说我学狗叫。其实我只不过是在清喉咙。后来我就砸破窗户跑掉了。”

“卡尔，你昨天一天没吃东西了。”

“因为这里吃的东西都有毒。我不想让你们毒死我。我花盾在豪格斯多尔夫买了一幢房子。你们不能把一个有钱人关起来。”

迈内特教授让弗洛伊德助理医生在观察室值上午班。他已经读过几百份“入院报告”，清楚地知道自己作为第一个给病人做检査的医生应当履行哪些职责。每天上午都有源源不断的病人到来，有警察押送来的，有家里人或医生护送来的，也有自己走来的。他们有的说不清话，只会“咕咕哝哝”地发出一些毫无意义的声音和支离破碎的词语，有的“叽里咕噜”说个不停，但语句一点都不连贯。他碰到的第一个病人是一位25岁的信罗马天主教的法律研究生。“中等身材，营养状况一般，皮肤白皙，”西格蒙德在记录本上写着，“棕色头发，胡子略呈红色，蓝眼睛，左边嘴角偏低，可能是疥疮痕所致；心肺功能正常。”这位名叫海因里希的患者向弗洛伊德医生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他小时候体弱多病，语言能力有缺陷，患过麻疹、猩红热和白喉。从6岁起常常为偷点小东西而受罚，但他每次都不承认自己偷了东西。10岁时曾用椅子砸他的哥哥。在苏格兰人文中学读到七年级就被迫离校，送到了克雷姆斯的亲戚家他花很多钱买时髦的衣服来炫耀自己，以中等成绩通过了毕业考试，进入维也纳大学法学院学习。他与贵族阶层来往密切，出门必乘出租马车，有几个情妇，21岁时骗取过学生会的基金。他通过了前两次的法律课考试，第三次和最后一次却没有通过。他觉得自己患有结核病，医院。曾到地方法院学习一年，后因负债累累而中途退出。他原打算同家里人一起去美国，但临动身时又从家里逃出，以半价卖掉了船票，从此浪迹欧洲，以行窃和诈骗为生。

西格蒙德仔细地记下了这样的诊断：夸大狂、精神错乱、智力薄弱，不可能治愈。

“医生，如果你们把我关在这儿，我怎么能继续从事我的职业呢？我哥哥就想毁了我的工作。我从没干过错事，但每个人都跟我过不去。我工作不太稳定是因为我有梅毒和肺结核。”

“海因里希，我认为你既没有梅毒也没有肺结核。”

“我左边的肺疼得要命。如果我帮病房记录所有的病历，他们能让我从这里出去吗？”

西格蒙德给他安排了一个床位，开了一些磷酸钾。

他又被叫去检查一个昨夜收进来的已婚年轻人。入院诊断是：精神失常。这个人既不肯吃饭也不肯喝水。

“医生，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吃不喝吗？因为我痰太多了，我准会死在这些痰上。我渴得要命，但我不能喝水，我喉晚里的痰太多了。”

西格蒙德査了一下他的病历，发现他过去从没得过生理上的病，他精神失常的第一个症状是中毒狂：他不肯在家里进餐，因为他觉得妻子要毒死他。于是，他每次都到餐馆吃饭。他变得过度兴奋，晚上不能入睡，早晨又不肯穿衣服，不肯去上班，因为“我的痰太多了”。

西格蒙德对这个病人进行了仔细观察。病人十分消瘦，有周期性战栗和躁动的症状。眼下，他正大声叫喊道；“我是全世界的吐痰大师。在家时我在沙发上躺了三个星期，一刻不停地吐痰。我老婆是个婊子。”

“阿尔贝特，你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吗？你知道你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吗？

“我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我快死了”

西格蒙德看着他的脸。他的瞳孔反应很慢，皮肤冰凉，身体十分虚弱。也许他的确快死了，因为他的大脑出了毛病，某种疾病阻碍了大脑的功能。但是，到底是什么样的病能使一个人认为自己痰太多了而连续几个小时不停地吐痰呢？某天的夜里十点，一个以细木工为业的患者要求见医生这个人再过一两天就该出院了。他起先是自己要求入院的，因为四肢突然疼痛难忍，医院的路上他喝醉了，医院就被送进了精神病科。他已经结婚，有三个孩子，身体很健康。酒醒后，他确信病房里的其他病人都在追击他，要挖他的眼睛。

“卡耐，你是否意识到那是幻觉呢？”西格蒙德问他。

“是的，我也这样想：我要回家去干活。可是我睡不好，心里很着急，后来就开始喝酒了……”

西格蒙德站在窗口朝外望去，院子里一片黑暗，只有几盏极暗的路灯在闪烁。

“可他为什么说别人要挖掉他的眼睛呢？这是什么病引起的幻觉呢？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马太福音》里的那句话：‘若是你的右眼比你堕落，就剜出来丢掉。’”

六月中旬玛莎要去万兹贝克了，这次离别比两人预料的要痛苦得多。艾里曾明白表示，他本来是很愿意让两个妹妹留在他身边的，但是她们都还得等几年才能成亲，还是同母亲住在一起更好。西格蒙德觉得这次离別对两对恋人都有危险；但他同时也承认，经不起离别考验的爱情是不可能持久的。

他搂着玛莎，久久地吻着她。

“你母亲一旦做出这种事来，我们俩准也拦不住她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你和我都只能寄希望于我的工作，这是唯一能使我们重新团聚的东西，”第二天他们在奥塞尔大街的一个拐角处待了片刻，两人都觉得嘴巴发干，怎么也说不出“再见”这两个字来。心烦意乱医院，而是来到了恩斯特?弗莱雪家中。弗莱雪的拇指有疾，布洛伊尔和西格蒙德轮流做他的保健医生，这期间比罗特还给他做过几次手术，但他们俩也帮不了多大的忙，只是换换绷带，打打止痛吗啡而已。

弗莱雪住在一幢漂亮的楼房里。这幢房子是他祖父建造的，外面装饰着巨大的男女裸体雕像、希腊式圆柱、门廊、阿拉伯花叶饰、天使石膏像。弗莱雪家的长辈占据了整个二楼，恩斯特把楼梯改造了一下，新开了一扇门，为自己安排了一个独立的住所：一间挺大的卧室，后面有一个较小的饭厅，对面角上是一间多用房，既是藏书室，又是书房、办公室和起居室，他在这里度过了许多痛苦的难眠之夜。

弗莱雪的男仆把西格蒙德领进了这间多用房，只见一面墙壁完全被书占满了，另外几面墙上挂着一些意大利油画，都是弗莱雪的祖父乘马车从米兰到那不勒斯的旅途中收集到的。房间里还有不少架子和桌子，上面摆满了小亚细亚大理石雕像的残部、女子的躯干、罗马将军的头像、建筑装饰，还有一尊韦伊神殿里伊特拉斯坎酒神的复制雕像。

“西格蒙德，见到你太高兴了。我刚才还对厨师说今天不想吃晚饭，现在有你做伴，咱们可得好好吃一顿。”

他从丝绒帷幕后拿出一根管子吹了一下，男仆闻声而来。他吩咐男仆做一顿丰盛的晚餐。西格蒙德打开绷带检査弗莱雪的拇指。比罗特两个月前刚给他又截去了一段。他们一边聊天一边换药，重新包扎。弗莱雪说他刚开始学梵文，想要直接读原文的《吠陀经》。西格蒙德建议他找伊格纳茨?舍恩伯格辅导。

晚饭端进来了，弗莱雪的大餐桌上摆满了古代手工制作的餐具，都是他祖父去埃及和巴勒斯坦圣地旅行时带回来的。两只汤盘几乎都没地方摆了。弗莱雪解释说：

“我一个人吃饭时，就用心欣赏这些可爱的小玩意儿，好像我不是在吃饭而是在参观似的。我死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些宝贝带进棺材里去。”

西格蒙德不愿意听到37岁的弗莱雪谈论死亡，哪怕是开玩笑；但眼前这个严酷的事实又不能不正视，弗莱雩这只拇指是永远难治好了，每次比罗特不得不给他做手术时，都等于是切去了他几年的生命。他的伤口常常引起剧疼，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吗啡。在西格蒙德看来，命运这个玩笑开得太过头了，恩斯特?弗莱雪完全有权利活下去。他超群的才智使他能涉足令整个维也纳医学界望而却步的领域。

“你知道，恩斯特，要不是我喜欢你，我准会嫉妒得不得了，”西格蒙德打趣说，“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无所不知的人是莱布尼茨，可他年就去世了。只要你好好吃饭，你一定能取代他。”

弗莱雪俊美的脸上突然出现一阵痛苦的痉挛。西格蒙德给他注射了一针吗啡。白天弗莱雪在布吕克的实验室埋头工作，可以暂时忘却肉体的疼痛，但那一个又一个的漫漫长夜实在难熬。那天晚上西格蒙德一直待到凌晨1点，同弗莱雪下围棋。他感到不安的是，到早上4点左右，弗莱雪忍受不了疼痛，又会再给自己注射一针吗啡。他已经上瘾了，布洛伊尔和西格蒙德都知道这一点，不过别人还不知道。医院时，街道上已经阒无一人，他一边走一边想：“我们必须让恩斯特脱离吗啡，这东西会比他的拇指更快夺走他的生命。如果没有止痛的方法，谁也忍受不了这样的剧痛，但肯定有比吗啡的毒性小一些的药吧？”

西格蒙德很快就明白了，医院实际上全是由助理医生撑起来的。全院共有一等助理医生十名，像他这样的二等助理医生有三十名。主任医生都是已到中年的有钱人，除了私人行医外，医院的办公室和病房待两三个小时。这样一来，全院的二十个科实际上就是这四十个人在全权操持。虽然大家由于专业不同而被局限在各自的病房里，但这些助理医生也有几个聚会交友的地方，比如入院处、中心阅览室等，还有那几个装有煤气炉的小休息室也是这些年轻人聚会的好地方，他们围着炉子，边喝咖啡边进行“水龙头谈话”。这种交谈得名于下层市民居住区的妇女们，她们常常在凉台外几户合用的水龙边上叽叽喳喳地说长道短。这些年轻人普遍头疼的问题是钱。大家由于同病相怜，便组织了一个共济会，把得来不易的钱凑在一起，互相援助。皮肤科有一个医生在办公桌上挂了一幅刺绣，上面绣着《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八节的一句话:“穷人与你们同在”下面又添了一句：“那就是我们！”一等助理医生的薪水稍高一些，每月32美元，私下找他们看病的人也多一些。但是他们年龄也较大，家庭负担也重一些。因此这里每个医生都想方设法多挣几个钱，有的辅导学生，有的校对稿件，还有的私下行医。他们每个人都背了债，不是欠家里人就是欠朋友，要不就是欠书店、文具店、裁缝店、咖啡馆。

有天上午，西格蒙德想借5盾替阿玛莉买一样东西，他找了两个朋友，但他们在口袋里左掏右掏也没掏出一个子儿来，吃完午饭，约瑟夫?帕内斯急急忙忙赶到西格蒙德的房间。他仍然像平常那样穿得很寒酸，细细的蓝眼睛不但流露出他腼腆而敏感的天性，也显示出患了肺结核的征象。这种病在维也纳肆虐已久，而且穷人富人都在劫难逃。帕内斯总是怕伙伴们认为他不为他们的贫困生活减轻一些负担而疏远他，因此经常有事没事地请客聚餐，什么借口都不放过：生日、升职、发表文章等。每次他都早早就来到餐馆，订好菜，给侍者付过小费，就到柜台付账，最后乐呵呵地坐等朋友们的到来。

“西格，我刚听说你需要几个盾。”

“我不能向你借钱，这太说不过去了。”

“为什么要对我另眼相看？”这简直是一声哀号。

“因为向一个不需要别人还债的人借钱不太合适，有点像要饭。”

“你们这帮势利鬼！穷人可以借钱给别人，富人为什么不行？”

“好啦，约瑟夫，等我们需要钱去花天酒地的时候，一定专门向你一个人借钱。”

帕内斯走到西格蒙德的书桌前，拿起玛莎的照片问：

“忍受得了离别之苦吗？”

西格蒙德苦笑了一下。“‘忍受’这个词真是恰如其分。索菲?施瓦布小姐怎么样了？你知道自己爱她，就应当和她结婚。你找穷姑娘也找得够久的了。”“我同意。我们正准备今年夏天结婚。”

西格蒙德格外珍惜同事之间的情谊。罗伯特、施泰纳?弗莱尔、冯?普风根最近获得了神经病理学讲师的职称，迈内特名下的课程中大部分临床教学都是他负责的。这些临床的讲授和示范西格蒙德也得参加，因为用于教学的典型病人都由他负责护理。冯?普风根在维也纳大学不少著名教授的手下接受过出色的训练，这些教授包括布吕克、魏德尔、斯特里克尔、雷腾巴赫尔、施奈德和巴尔特等。这种训练使他在医学、化学、生理学和控制语言功能的大脑皮质失调过程等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大家都特别喜欢他，因为不管什么人向他借资料和设备他从不问长问短。他对治疗学的热衷几乎到了偏执的地步，不过倒也偏执得可爱。

“西格，我们正在研究为什么有些病人的脑子会一阵清醒又一阵糊涂，我已经找到了答案：这种现象是肠壁蠕动周期造成的，也就是把消化道内的东西推向前进的运动造成的。”

“你能讲得具体一点儿吗，博士先生？”

“我想请你做的，就是记录病人的肠道运动情况，要记下运动开始到排便结束的精确时间，然后用这个时间表去对照病人脑子清醒或糊涂的时间，我想你会发现一种反比关系：肠道蠕动时病人脑子就糊涂，排便结束后神智就清醒，到下次蠕动时又开始糊涂，如此循环不已。你认为怎么样？”

西格蒙德心里说了一声“胡扯！”但冯?普风根是个大好人，不能对他无礼。他答应按他的要求对病人进行观察。

几周以后，冯?普风根又提出了一套新理论。这次是关于支气管炎的病因。

“这与病人洗澡时洗背部的方式有关，”他在同西格蒙德一道査房时解释说，“我现在有足够的证据得出这样的结论：右支气管不经常发炎是因为左手，或者说更虚弱、更懒惰的那只手——洗右背时不像右手洗左背时那样用力。这个说法很有趣，对吗，博士先生？”

西格蒙德最常见到的还是纳坦?魏斯，尽管有时候并不愿意见到他魏斯才32岁，医院里待了十四年，最后四年是在第四科当主治医生：医院是个名人。约瑟夫?布洛伊尔听说魏斯正在把西格蒙德当作知己，便说道：

“魏斯使我想起了一个故事：有一个人曾问他的儿子想当什么，他儿子回答说‘硫酸’，也就是什么都能吃掉的那种东西。”

魏斯自高自大的劲头只有他对工作的胃口才能比得上。他善于探索，从不泄气；似乎永远不会停止努力，经常能滔滔不绝地发表一通高论，对什么事都略知一二不过，由于他潜心钻研神经性疾病，现在已是这个领域的权威。学生时期，他曾一度堕人情网，但是遭到了拒绝，从此就再也没敢沾过爱情的边。他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第四科的工作中。

纳坦?魏斯现在常来找西格蒙德聊天，有时也邀他出去喝咖啡或吃晚饭。一开始，西格蒙德觉得自己只不过是魏斯那非凡嗓音的又一个膜拜者，但很快就发现这样想是不对的。魏斯喜欢他，而且尊重他的见解。

“弗洛伊德，等你完成了在迈内特手下的训练，到我这儿来干怎么样？到那时我就是主任了，我要让你当我的高级助理医生，要让你成为维也纳居于第二位的神经病学专家。”

“你认为我会比你差多远，魏斯？”

“在我和第二伟大的神经病学专家之间，将永远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等你接受了神经科的训练之后，你的身上就会有纳坦?魏斯的印记。”

“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印记……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

“我知道，这是《创世纪》四章第十五和十六节。我父亲已经把《旧约全书》中的每一行都剌在我的皮肤上了。”他走到门口，又转过头来满怀希望地说：“西格，你家有几个妹妹，我能见见她们吗？我想娶一个医生的妹妹。等我一当上主任我就要成家。我现在也该结婚了，虽然已经晚了点儿……”

所有供研究用的实验室都大小一样，长3.6米，宽3米。迈内特教授自己占了一间，但留了一块地方供年轻助手们汇报进展情况时作示范用。冯?普风根和一个俄国人合用隔壁的一间，这个俄国人叫达克诺维奇，他的愿望是把现代神经病理学带回莫斯科。再下面一间由西格蒙德与亚历山大?霍兰德尔博士共用。最后一间实验室里有一个24岁的美国人，这也是和弗洛伊德共事过的第一个美国人，他叫伯纳德?萨克斯，在哈佛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一年前又在斯特拉斯堡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现正在迈内特指导下进行大脑解剖的研究。西格蒙德发现这个人和蔼可亲，很有才智，所以特别喜欢同他讲英语。

萨克斯博士已经有一个职位在等着他，医院担任讲师，主讲精神和神经系统的疾病。西格蒙德同萨克斯唯一的一次争论是关于“精神”一词的用法。萨克斯常常喜欢说“精神上的疾病”，西格蒙德对他说：

“伯纳德，你在显微镜下面看到的不是人类精神的切片，而是大脑的切片。”“大脑和精神怎么分得开呢？”萨克斯不肯让步。

“大脑是一个容器，是一个具有容量的生理结构。精神则是它的内容，比如语言、观念、形象、信仰等。”

“这是不可区分的，我亲爱的朋友。”

西格蒙德走进自己的实验室。绕墙的一周都是工作台，只是在靠门的地方有一个洗手池，池子下面放着一个很大的垃圾筐，里面扔了些切成碎片的脑子和一些打破了的玻璃试片。高高的架子上放着几个大玻璃缸，从解剖室送来的大脑就在这些缸子里的甲醛溶液中浮着；这些人脑都裹在薄纱袋子里用细线吊着，以免沉到缸底后变平。

西格蒙德脱下外衣挂到门后的钩子上，从缸子里捞出一只大脑，解掉纱袋，用双手捧住。这大脑软乎乎的，既让人产生兴趣又令人不安。他每次解剖成人的大脑都会觉得这脑子里仅仅几小时或几天前还存在着鲜活的东西。

他手里捧着的脑子正在往外渗黏液，西格蒙德觉得好像是捧着一团糨糊，那灰白的颜色也差不多。他洗去血块，把它放到水池旁的一块木板上，然后操起一把20厘米长的菜刀，像切香肠似的把它切成0.5~1厘米厚的薄片。刀不是太快，他觉得切起来有些费劲。房间里充满了甲醛、酒精和切开的大脑的气味，这是一种独特的死亡的味道：有点发霉、刺鼻，难闻极了。

他把切好的大脑拿到自己的工作台上，又把放在带槽盒子里的、已经用过的切片推到一旁，这些盒子一个叠一个，每一个下面都压着一张手写的纸条。他用切片刀再把这些薄片按他需要的尺寸切成更薄的标本。工作台靠墙的地方放着两排瓶子，后面一排是各种溶液，前面一排是染色剂，按照玻璃试片需要染色的先后顺序排列着。他用镊子夹起一片片切片，再用小剪刀把对病理研究最有价值、最典型的那一段剪下来。

有人从解剖室送来一个婴儿的大脑，这个婴儿是前一天夜里出生的，一生下来就是死胎。这个大脑还没有在甲醛中浸过。西格蒙德托着它时，觉得它也很软，很滑溜，但分泌物更多些。他感到很难在感情上保持无动于衷。他把这个大脑切成标本，放到显微镜下一看，就发现了这个婴儿不能成活的原因：这个大脑有先天性疾病——脑积水。

“要是我们能发现为什么大脑水室里有这么多液体，是什么东西堵塞了它们外流的通道，”他自言自语地说，“那么，我们也就在预防这种疾病的道路上迈了一大步。”

他近期的任务是找到一种给切片染色的方法，以便神经的某些区域（比如神经根和神经细胞等）能被清晰地分辨出来，而这些区域至今还不能看清，因为根本没有办法把它们和周围的灰内物质分清楚。对于他这个学过组织学的人来说，这倒是一件合适的工作。但是他的各种尝试都没有奏效，每次都破坏了样品。他常常独自在实验室工作到半夜，花费许多时间配制各种新的化学合剂，结果却不是使标本变脆，就是造成萎缩，不是使组织硬化，就是形成褶皱，他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

在医院工作了七年的亚历山大?霍兰德尔博士密切注视着他的工作进展。霍兰德尔是一个匈牙利内科医生的儿子，在语言、哲学和文学方面受过良好的教育。他是一名出色的诊断学和脑解剖学的专家，迈内特不在时常常由他给学生上课。他长得漂亮，家里又有钱，平时穿着十分考究，抽烟只抽高级雪茄，即使在工作时也是带着宫廷显贵的派头。迈内特公开说过，在发现別人的研究成果方面，谁也没有霍兰德尔的能力强。尽管他对解剖和组装标本这类技术性工作感到乏味，但每当西格蒙德东拼西凑地把各种化学药品混在一起，希望找到一种最佳配方的时候，他总是在一旁看得津津有味。

“我说，你在失败面前总是那么顽强，我真希望我也有你这样的韧性。”

“我倒希望有你这样的学问。再说，即使在第一千次尝试时你还是个失败者，只要第一千零一次获得了成功，你就是一个天才。”

“这样说来，你离天才只有咫尺之遥了。”

“霍兰德尔，你干吗不跟我一起干呢？我想我离找到处理胚胎和新生儿大脑的方法已经不远了。我们可以一起来完成实验，然后一起为《医学科学中心报》写篇论文。”

“太好了，我好久没发表文章了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呢？”

“我们已经开始了。把你漂亮的英国外套脱掉，把雪茄熄掉，你就入伙了。你瞧，我把这些标本放到钾碱重铬酸盐溶液中硬化……或者放到这儿，埃尔利希氏溶液……”

霍兰德尔是一位优秀的教师，西格蒙德只要问他一个极简单的问题，就能引出他对脑组织的一堂深奥的演讲。他又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伙伴，随时能讲出时下戏剧界、歌剧界和维也纳社交界的种种趣闻乐事。美中不足的是，他每天下午很早就离开实验室，去准备享受他的快乐夜晚，有时快半夜了，他又跑回来看看西格蒙德干得怎么样了。如果要他帮忙，他就会说：

“光线太差了，再说这个技术也太复杂了……”

“是很复杂，谢天谢地，要不就谁都能干了。霍兰德尔，你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肯努力工作呢？”

霍兰德尔开心地大笑起来。

“说起来你都不信，弗洛伊德，我在医学院读书的时候，是全班最用功的学生。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掌握大脑解剖，这一点我确实做到了。”

“这没有人不承认。”

“那么，我的老伙计，既然我已经得到了公认的专业知识，为什么还要自找苦吃呢？我的仗打完了。过不了多久我就要开一家自己的疗养院，就要独立自主了。说出来你都要大吃一惊，不知多少有钱人家里都有那么个疯子被锁在不见天日的小屋里。至于整天趴着看显微镜，那是像你这样干劲十足的人做的事。”

他走后，西格蒙德在高脚凳上呆坐了一会儿，心想：

“你是说只有像我这样的穷光蛋才需要新的发现，需要发表文章，需要职称，需要病人，需要赚钱，还需要妻子和家庭……？”

为了完成全面的训练，他被调到女病房。每天上午他都在观察室检查刚接收的病人。七月初的天气闷热得令人窒息，敞开的窗户没有一丝风吹进来，在炎炎烈日下，院子里的树叶全都有气无力地耷拉着。西格蒙德没有薄一些的衣服，此刻他还穿着冬天的服装，捂得浑身发烧。

送来的第一个病人是一个加利西亚来的35岁的女人，她只肯讲波兰语。她是因为在美泉宫的墙上和树上到处张贴圣人医院的。她说是奉上帝之命这样干的，干完后的奖赏是她可以成为唯一能进天国的人：她拒绝西格蒙德给她检查身体。西格蒙德刚打开门走进女病房的走廊时，就看见她抓起一把椅子朝另一个病人掷去。西格蒙德马上吩咐将她送到隔离室。后来她又企图殴打替她打扫隔离室的护理人员，就被转送到谷根的精神病院去了。

他的第二个病人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是魏森巴赫一个地主的妻子。她个子又小又瘦，灰色的眼睛，嘴里只剩了门牙。他发现这个病人患有丹毒，臀部、阴部和大腿内侧直到膝盖都长满了毒斑。他给她开了石炭酸、冰块和奎尼丁等敷料。她说有一次丈夫打她的脑袋，直打得她昏死过去；还有一次丈夫揪下了她的一撮头发，又把她扔到院子里，让她在雪地躺了一个小时。她一回到屋子里，丈夫就嚷嚷道：“这个畜生还没死！”

她说着说着，把胸部露了出来，两格蒙德赶紧叫来一个女看护。病人变得越来越兴奋，居然把裙子也撩了起来，还做出一些不堪入目的动作，然后把浑身弄得很脏。西格蒙德只好把她交给护士处理。

等着他的是一个大鼻子中年未婚女仆，患有深度抑郁症。她是主动找警察诉苦，医院的。

“你有什么想不开的事呢，小姐？”

“我在一个高级官员家里干过八年活。后来我被辞退了，他们给我开了一张评价很高的证明，没想到这张证明把我给毁了。我去找工作，可谁都觉得我不适合干下等活，我有两年半没有工作了。三个月前，我想喝硫酸自杀，医院给救了。我害怕回到这世上，因为这里虽然有许多人，却没有一点人性。街上的人都拿奇怪的眼光看我。我拿证明给他们看，他们却说我和雇主有过不正当的关系。所以我不想活了。医生，要是我待在这儿，你能帮我弄些毒药来吗？”

他检查的另一个病人是兰琛村一个种葡萄的农民的年轻妻子。她长得娇小柔弱，老在病房里踱来踱去，头低得都快碰到胸脯了。问她的名字她说得一点不差，但问别的就什么也不肯回答。当西格蒙德问她是不是结过婚时，她开口了:“我不知道，我现在什么也不记得了，早先我就很健忘。”

“你愿意在我们这儿住一段时间吗，格关兹太太？”

“不，我不该住在这么漂亮的地方。我的罪太多了。”

“你能告诉我都是些什么样的罪吗？”

“我不配吃饭。我一向都很坏，现在越变越坏了。你们应当把我扔出去，要不就把我杀了。我的父母太愚蠢了，他们本来就不该结婚，那样我就不会到这个黑白颠倒的世界上来了。父母一生下来我就应当把我扔到井里。我要离开家，所以嫁了一个我并不喜欢的农民。在我家里什么都是乱七八糟的，在这里什么都是整整齐齐的。”

一个护士又叫他去病房看一个年轻未婚的匈牙利领带女工。这个病人是迈内特教授收治的，他在诊断书上写着“疯狂”，发疯原因是幻觉和过度兴奋，病情发作时她会接连几个小时在窗前徘徊，想要找个地方跳出去。根据病历记载，病人诉说脑袋后部疼痛，受到男人迫害，又不得不接近男人，因为老听见耳边有声音要求她这样去做。鉴于她的病情，人院后的第一天晚上不得不把她绑在床上。

西格蒙德吩咐把她床上的网罩打开。她一跃而起就想去拥抱他。她一边哭一边抱怨所受的虐待。西格蒙德安慰了她几句使她平静下来，便问她头疼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十个月前。是从胃病开始的。我过去一直躲着男人，后来我才知道只有男人可以治好我的病。所以我看见每个男人都要跑过去亲他，搂抱他。家里人把我锁在一个房间里不让我出门，我就想从窗户里逃跑，他们就把我送这儿来了。”

“你手臂上的血迹是怎么回事，小姐？”

“是我自己咬的。我床上有个男人想烧我。”

说着她又跳下床铺，从衣服上撕下一条布绕在脖子上，想把自己勒死。西格蒙德吩咐给她服用两克水合氯醛。不一会儿，她就睡着了。

这里的情况就是如此，一个个都是可怜人：有个农民的女儿37岁还没结婚，年轻时未婚生下一个死胎，所以逢人便说那胎儿不是她杀死的；每天晚上她脱得一丝不挂到树林里乱跑，还告诉镇上的人说她父母家每天夜里都要杀一个人，死人的尸体全挂在小阁楼里。还有一个漂亮的已婚女子，是维也纳人，说她每天都看见鬼魂和魔鬼，还看见病房的天花板裂开了，上面有人朝她伸舌头。另一个57岁的纺织女工，老听见有人在她耳边讲话，还听见枪声，看见女儿被女婿砍倒在床上，流了一大摊血。还有一个快40岁的女人晚上不能入睡，因为她总是看见情人亚历山大的身体顶着丈夫的头在四周走动；她要求抬一张沙发到病房里，因为圣灵要来和她性交。另一个老处女经常听见警察的说话声和狗叫声，还看见城里的人都朝她怒目而视，指责她把狗带到家里来进行口交。还有一个40岁的女人是银行出纳员的妻子，受过教育，行为规矩，但她认为全城的人都憎恶她、躲着她，认为她与别人有不正当关系，还染上了性病（其实根本没有），把病传染给了丈夫，丈夫离开她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还有更难对付的病人，他们语无伦次、口齿不清、东拉西扯，说的尽是十年、二十年、四十年前的事，根医院里，甚至也不知道自己有病。他每天要花几个小时阅读病例报告，这些报告来自格拉茨、慕尼黑，来自布拉格、巴黎、米兰、莫斯科、伦敦和纽约。世界各国正在对幻觉、妄想、幻想、焦虑、恐惧等病症进行大量的研究，并进行了精细的分类，使医生们能够判明这些疾病并非某一时、某一地或某一特殊环境的产物。事实上，西格蒙德已经从摊在书桌上的各种专著中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这些病是非常普遍的。医院、疗养院、诊疗所和疯人院，都收容了成千上万这样的患者。

他们的病症常常被诊断为：精神错乱、疯狂或早发性痴呆（精神分裂症）。治疗方法极为简单：用氯化物或其他药品使他们镇静，让他们多休息，设法使他们分清现实与幻觉的区别，让他们第一天用热水洗澡，第二天用凉水洗澡，要不就是电疗和其他方式的按摩。西格蒙德认为，这些方法都收效甚微。有时候一些早期患者比较容易清醒过来，很快就可以出院回家。但是一查病历就令人大失所望，因为他们大都过不了多久就旧病重犯，医院，要么被关进监狱，还有的以自杀了结一生。

在几个月时间里，西格蒙德把二个病人送进了下奥地利精神病院，亲自陪他们走到小山坡上的那幢房子里。冯?普风根也送去了三个，霍兰德尔送得较多，一共是七个难以治愈的患者。不过，送得最多的还是迈内特教授，共有十三个，因为只要碰到最棘手的病例总是请他去诊治的。

在这些“错乱”的病房里工作的这段时间，对他的感情和体质都造成了影响。他食不知味，睡不安稳，瘦得不能再瘦的身上又掉了好几斤肉。闷热的天气、拥挤的病房、此起彼伏的打闹和发狂，这一切弄得他眼窝深陷，面颊两旁添了两道深深的皱纹。作为一名住院医生，他对待这些精神上受苦的人本应像对待身体上受苦的人一样，不能让他们的悲惨境遇影响自己的个人感情。但是，这两种人之间有一个微妙的区别：对于一个患甲状腺肿大或肾结石的病人，医生会感到同情；对于一个患躁狂症的病人，医生却会感到害怕。这完全是一种本能的反应。由于他从未打算长久和精神病人打交道，也就不曾料到自己会陷得这么深。现在，他开始感到——尽管是模糊地要治疗这些不幸的人已经太晚了。

对于病理学家来说，这里是一片广袤的沃土，在关于人类大脑的结构和功能方面，还有许多未知的领域。但对于一个爱莫能助的临床医生来说，对于这些不可救药的患者来说，这又意味着什么呢？回顾几个月来他亲手诊治过的几百个病人，他不由得灰心丧气地想道：

“毫无成效，这要命的精神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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